我们国家的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发展空间，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方针，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仍然有保障。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在2014年仍然取得了GDP增长7.4%的速度，符合年初预定的7.5%左右的既定目标。尽管去年GDP增速创下24年来的新低，但中国经济总量却首次历史性地突破60万亿元，成为全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越10万亿美元规模级别的经济体，国际经济新秩序得以确立。此外，2014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继续提升，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继续改善，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在2014年均呈现整体放缓的态势。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即我国劳动人口数量连续第三年萎缩，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这将加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2012年和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前一年减少345万人和244万人。但是，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迎来了“三连缩”，其371万人的减量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人口规模下降会造成市场萎缩和购买力疲软，同时劳动力下降导致用工严重不足，催生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给各类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不利影响，压低经济增速。与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却在不断加速。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个百分点。老龄化加剧和劳动人口减少的局面，将会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过，鉴于我国经济巨大的韧性和发展空间，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方针，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仍然有保障,不会出现硬着陆。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继续优化，我们应继续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寻求新的突破。
一是继续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和全民创业创新精神。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人心，增强了社会各界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未来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实施，随着新一轮简政放权的逐步落实，将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情，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是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谈判，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已经很大，难以实现以往的外贸增速。但是通过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有望在边际上短期内拓展国际合作增量空间。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等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发展，我国将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合作水平。
三是以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为突破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全局，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并探索推进房地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等税制改革。在政府投资方面，应该在养老、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四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上到下的合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地，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不断迈向中高端水平，大力提升我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增速已经表现出由落转稳的苗头，是2014年经济数据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2014年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仍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但开始显露由降趋稳的态势。2014年GDP增长7.4%，增速较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1—4季度分别为7.4%、7.5%、7.3%和7.3%，经济增长呈现下行态势。如果从“十二五”规划期回顾，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总体呈不断下行状态，这也是增速换挡的具体表现。
2014年12月份工业增长7.9%，增幅较11月份提高0.7个百分点。2014年消费持续平稳增长，四季度增速出现小幅提升；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速全年总体呈前低后高态势；投资增速下降幅度逐步收窄。
上述指标中，首先要注意需求侧指标的变化。消费、出口、投资等三大需求增速总体呈现由降转稳的变化，是判断经济增长开始趋稳的主要根据。分析需求指标增长趋稳的原因：消费增长平稳，与连续几年坚持社会政策托底，坚持保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保障基本民生有密切关系。与增速换挡对照，就业形势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形势并未持续恶化，相反保持了持续稳定，这就必然对消费平稳增长提供基础性支持。尽管汽车消费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趋冷对家装、家电、家具等市场消费带来一定影响，但在上述因素支持下，消费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
出口增长前低后高的特点，反映了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世界经济调整初步形成了底部，支持了国际市场转向平稳；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下降，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态势，也逐渐为创新能力、品牌竞争力、劳动力素质提高等新的竞争力提高因素所改变，开始由降转稳。
投资增速降幅收窄，首先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安排进度加快，相关的资金保障措施加快落实等相关；也与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进程加快，制造业投资增速趋稳相关。当然，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处于下降中，对未来投资增长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去年四季度以来，大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回暖，房地产企业在大城市的拿地活动明显恢复，预示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态势也在转向平稳。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经济增速已经表现出由落转稳的苗头，这是2014年经济数据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人们为何对经济增速如此关注？除了数字情结外，更重要的是GDP增长承载着诸多的关注。
此前，关于新常态的讨论虽已为中低速增长做好铺垫，但当国家统计局于1月20日公布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时，仍是一石激起千重浪，“GDP增速创下24年新低”的标题仍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人们为何对经济增速如此关注？除了数字情结外，更重要的是GDP增长承载着诸多的关注：中国是否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收入是否还会继续上升？出口优势是否还在？投资是否还有足够动力？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提供社会保障？尤其是如何来应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养老问题？大多关于新常态的解读并没有给人太多的安慰，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经济换挡意味着财富增长放慢和机会减少，结构调整阵痛意味着淘汰和重新适应，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意味着忍受泡沫和资产贬值。
实际上，我们应更乐观更本质地去看待这些数据和经济阶段特征。2014年经济增速虽降至7.4%，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一枝独秀，仅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中上规模经济体，相当于2008年的两位数增速；2014年出口增长6.1%，为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增量比20年前的出口总值还多。在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和国内面临诸多挑战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如此大的增值，应从中读出更多的积极信号，坚定我们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信心。
更准确地说，我们不是在居危思变，而是在居安思危。我们前瞻性地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并做出提前应对。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需萎靡，我们注重扩大内需；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优势弱化，我们强调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提升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我们提出了结构调整、绿色发展；面对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后发优势”渐失，我们提出了大众创新，激发内生增长活力；面对针对我国的外部贸易摩擦增多，我们强调统筹进出口平衡和投资走出去；面对加入WTO开放促进效应弱化，我们在国内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在国际加快商签高水平自贸区，积极参与环境产品、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寻找释放新的制度红利；面对全球治理失衡、局部冲突频发，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加强“五通”，携手共塑繁荣、稳定、和谐的国际秩序。
我们的努力已见成效：我国服装、纺织类等传统优势产品在美国、欧、日市场份额下降的同时，总体市场份额却在上升；货物出口增速下降，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尤其是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迅猛；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连续两年提升，2014年已然过半；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在外贸企业总数中的占比超过了70%；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结束了实质性谈判，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一带一路”进入务实合作阶段，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是总体出口增速的两倍还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增速超过总体增速的两倍。
“沉舟侧畔千帆过”，不管前进路上存在多少激流险滩，中国人民都会以卓绝的智慧、非凡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以及壮士断腕的勇气，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主动担当，积极奉献，为世界和平繁荣担负起大国重任。
GDP有多重要？近期在统计局公布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这一数据后，我们观察到的几种不同现象再次证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非常重要。乐观的人从中解读出中国的崛起，欢呼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经济体，规模超过日本的两倍；悲观的人则感慨7.4%是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慢增速，有些外媒甚至已经忍不住开始展望“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前景。还有一种现象也颇耐人寻味，上海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就2015年上海GDP增速作出具体的要求，这一旨在淡化GDP重要性的举措却反而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对GDP数据的不同反应，体现出人们对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信心和态度。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转型业已开始。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明显超过制造业就是一个明证。在金融这一典型的现代服务部门，许多数据也足以说明转型正在路上。例如，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中，实体经济通过债券和股票这两大直接融资市场获得的资金分别占14.76%和2.64%，创历年新高。非银行部门的迅猛发展，推动银行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金融体系正在朝着日渐均衡的多元化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经济和金融的转型，要求从理念到行动乃至体制机制的全方位变化。在GDP的例子上，单从思想上愿意接受更低的增长率目标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使得“又好又快”增长较“又快又好”增长更具吸引力的内外部环境并出台具有可行性的举措。在金融改革方面，面临的转型任务更为艰巨，因为在金融发展理念方面尚存在许多争论，远未达成共识。例如，金融到底是单纯的市场机制还是应当具备一定的准财政功能？政府应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介入金融体系？各利益相关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金融转型风险等等。理念之外，金融市场发展所依托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则更为复杂。正因为在理念和机制上没有明显突破，2014年银证保等领域虽然出台了许多举措，但总给人以金融改革推进缓慢、效果欠佳的感觉，各种光鲜的金融数据后面也暗藏隐忧。
回顾改革进程，理念＋机制＋举措的全面转型，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如今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没有理由畏缩不前。批准民营银行筹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确保民营银行开业后的商业化运营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创新债券品种、引入项目收益票据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地方债务甄别后，确保融资平台真正能够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创新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工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等有效衔接，将市场意愿和政府意愿有效协调，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使得资金更愿意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创新城镇化融资工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能够允许民资在有利可图的行业实现控股。
2014年中国GDP增速7.4%，基本符合预期，在国际经济复苏迟滞、国内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保持在2014年年初制定的7.5%左右区间，实属不易。
更为可喜的是，结构调整、质量提升、就业增长、区域协调、创新转型也同时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年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基本可以确定从30多年高速增长换挡于中高速调整增长。经济结构调整、新增长动力培育、发展方式转变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将从数量和速度增长过渡到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从能源资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的粗放型增长向能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方式转变。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终结，消费拉动、效率提升、改革驱动、创新发展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长期支撑经济调整增长的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将逐步步入下滑通道，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信息产业、生产型服务业等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支柱产业。经济增长红利将更多惠及全社会，增就业、惠民生将成为新常态下发展关注的重点。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应积极调整发展思路，改变长期注重GDP增速的惯性思维，逐步实现去“GDP化”，在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的同时，切实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避免大量投资、低效增长的发展模式死灰复燃。各级地方政府能否尽快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本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对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顺利换挡、转型发展极为重要。
经济新常态亟须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以实现持续性推动经济平稳高效发展。深化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吸引全社会各种资本参与改革发展，创新国有经济与其它经济成份高效融合、共同发展的多种模式，提升国有资本的效益和国有企业的活力，将成为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
应加快传统产业改革和技术创新，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大力扶持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新兴产业，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引领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催生新需求、提升消费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服务业在经济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提升一般性服务业水平和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整体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主导的步伐，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向高端迈进。
根据“一二三号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未来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呼之欲出。
2014年7.4%的增长速度又创了一个新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预料中的事，虽然速度进一步下行，但这是一个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一个产业和城乡区域结构得到提升的速度、是一个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的速度、是一个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得到一定减轻的速度。总之，这是一个符合新常态的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一个没有过强刺激且令人感到满意的速度。
新常态如何探底，中心的许多学者们都指出2015年是关键。探底的途径，无非是采取一切可满足就业要求的、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可改善民生的、可缩小收入差距的、可减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政策和措施。从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城乡区域结构优化角度看，未来在新常态下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将有更大作为。
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得到广大民众高度认可的新的治国理念，其中在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和协同发展方面提出的“一二三号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了当前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和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二三号工程”是指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解决大城市病，有效治理“雾霾”污染）、长江流域经济带（探索东西部协调发展路径和新的城乡区域增长点）和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目的是建立全球一体化开放体系，重振中华民族往日的辉煌），分别称为一号二号和三号工程。
“新棋局”可概括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四带”格局：即显示和调控区域差距的纵向“四带”，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和促进区域合作的横向“四带”，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环渤海——东北沿线经济带、环渤海——华北西北经济带和泛珠三角——西南中南经济带。
根据“一二三号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未来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已经呼之欲出。
所谓城乡区域经济体系是指人口、城乡和产业在地表空间上的布局体系，从空间结构看，包括总体框架和分层格局。总体框架，是从区域整体的点线结构看，我国城乡区域可以构建以城乡居民点为中心，以交通网络线路为连接的“四纵四横”基本总体框架。
之所以将“四纵四横”称为我国空间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因为各类具体经济要素可以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构成具体的、细化的各自总体框架，如高铁线路可为“四纵四横”、国道可以是“八纵八横”、城市群网络可以是“三纵二横”等。
“二实三虚”的五层次分层格局。“二实”指具有政府管理机构的实体区域，包括省级区域分层格局和县级区域分层格局（假设地级行政区划未来被虚化）；“三虚”指只设协调机构，为虚设区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如新三大地带或四大板块等）、综合经济区和特色经济区。
以上这个完整的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多少代城乡区域经济学家的梦想，当然这个体系中的许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商榷。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出发，从目前相对较低的投资增速、货币增速和较高的利率来看，2015年货币政策的空间仍然很大。
2014年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相对往年虽略有下滑，但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改善，服务业快速发展，消费贡献率上升。
从需求角度看，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主要是投资，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实际增长率为15.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实际增速为9.9%，分别比2013年低了4.1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与此同时，广义货币、狭义货币和流通中货币各增长了12.2%、3.2%和2.9%，分别比2013年下降1.1、6.1、4.2个百分点。
从短期的宏观调控看，需求面是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如果寄望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着力，可从“泡沫不足虑，货币可发力”来入手。
近年来，使用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一个担忧就是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形成资产泡沫，重蹈美国次贷危机。在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一是控制房地产投资，二是严控房地产信贷，这两者相互关联，是2014年房地产投资和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但经过多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多积极变化。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目前来看，并不足虑。
资产价格泡沫的另一个市场就是股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和成熟市场比较起来，一是熊市时间长、牛市时间短，二是估值便宜时候少、估值昂贵时候多，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即使在熊市的时候也不比别人便宜多少。
2014年股票市场快速上涨了一次，如果仅仅是从市盈率水平看，显然是贵了很多。据海通证券的李迅雷估计，目前中国创业板的市盈率是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3倍，沪深主板的市盈率中位数是标普500的2.2倍，但这种较高市盈率的情形实际上是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常有现象。
从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角度看，中国居民的股票资产只占到其总资产的3%，相比美国的30%低了很多，因此，中国居民对于股票资产的需求仍然很大，这也减轻了股票市场高估值的担忧，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还并未构成危险。
因此，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出发，从目前相对较低的投资增速、货币增速和较高的利率来看，2015年货币政策的空间仍然很大。
2015年要充分发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优势，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红利，提升出口竞争力。
2015年，我国出口形势略好于2014年。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处于重要的窗口机遇期。虽然2015年世界经济仍存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但更应在稳出口中为出口提质增效，牢牢把握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优势，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红利，提升出口竞争力。
一是牢牢抓住外贸发展的窗口机遇期，主动适应外贸发展新常态，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2014年，我国出口形势呈现逐步改善态势，这无疑增强了企业出口预期。总体而言，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4年。
牢牢把握外贸发展的窗口机遇期，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短期内，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仍具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综合比较优势，如比发达国家综合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竞争新优势正不断形成。
“一带一路”的合作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合作领域涉及基础设施、经贸、科技人文、海洋等多领域，必然会带来很多贸易投资机会。加快“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济结构互补，贸易发展潜力大。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文交流，有助于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策部署，为我国外贸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放宽投资准入，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将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增强我国出口竞争力。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有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增强了外贸发展的稳定、法治化、透明的预期，大力简政放权，提升贸易便利水平。比如，海关已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已在上海自贸区落地的创新制度，有力地推动外贸可持续发展。
政府“缺位”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瓶颈。
2014年，是我国经济逐步适应新常态的一年，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取得成效。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正处在旧的增长周期结束、新的增长周期尚未全面启动的过渡态阶段。当前的问题，既有市场失灵，又有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表现在，市场机制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导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碎片化，中低端产业低水平竞争。
政府失灵表现在，政府“越位”追求GDP的政绩导向和亲资本倾向，加快了下行周期的到来，也加剧了市场失灵，政府“缺位”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瓶颈。
2014年，上述问题正在缓解，但是挑战仍然较大。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增速仍显著高于GDP和消费增速，特别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增长7.5%，城镇居民只增长5.8%，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仍很艰巨。
消费增长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仍不完善，特别是医疗和教育费用仍上涨较快，公平性、公益性不强，导致群众预防性储蓄，不敢放心扩大消费。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利润同比增长4.7%，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69%，显著低于投资和GDP增速，企业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实体经济仍然比较困难，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由于资产、债务、人员等问题难以真正化解产能，这些都可能孕育新的风险。
服务业投资虽然增长了16.8%，是三大产业中增长较快的，但是其中医疗、养老服务业已经出现泡沫倾向，相当多的投资者变相通过服务业跑马圈地，发展商业地产，并不能真正起到结构调整的效果。
2015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把该管的事管好，重视广义公共品的供给。
一是通过大幅度调整分配关系、改善社会公平，扭转政府过度亲资本倾向，实行更加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政策，才能缓解由于劳资矛盾导致的收入差距、购买力不足，这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源头活水”。如果仍然把精力放在刺激投资上，就可能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关系，更加抑制内需，还可能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孕育新风险。
二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医疗、教育、养老的费用，让群众放心消费和创业。社会事业并不是政府的负担，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实现转型升级。如果靠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来拉动经济，短期有效果，长期来看将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效果适得其反。
三是加强工业领域产业整合和自主创新，加强工业发展战略研究，做好信息化顶层设计，加强全行业协作，发挥骨干企业作用，力争实现原初性、基础性的创新，实现基础理论、共性通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技术储备。
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工业增速适当回落，反映了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的一些阶段性特征，但效益的明显下降，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产业竞争力问题。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工业运行的最新数据。2014年1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9%，比11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制造业增长8.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7%；分行业看，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工业的增速快于制造业的平均增速。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5.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4.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7.1%，中部地区增长8.1%，西部地区增长10.6%。从运行数据看，我国工业当前的运行态势总体稳定，行业、地区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从效益数据来看，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8%，降幅比11月扩大3.8个百分点，是28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表明工业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来看，2014年12月份PMI为50.1%，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降幅比上月收窄，反映出当前经济下行态势有所趋缓。从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于50的临界点，但从业人员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还处于去库存阶段，部分企业继续压低库存控制生产。从分企业规模指数来看，大型企业PMI为51.4%，比上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大型企业走势基本稳定；中、小型企业PMI连续位于临界点以下，分别为48.7%和45.5%，表明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工业增速适当回落，反映了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的一些阶段性特征，但效益的明显下降，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产业竞争力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速处于换挡期的背景下，要区分经济增速回落导致的工业效益下滑和产业竞争力变化导致的效益下滑。从全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近期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拉低了PPI指数，有利于降造业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但近年来持续高企的劳动力和融资成本对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带来不利影响，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认真应对。当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产业比较优势和发展动力双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中要始终关注产业竞争力的变化。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库存和去杠杆是市场机制对前一阶段产业过度扩张的修复，是对潜在风险的一种自动减压过程。
2014年可以说是房地产市场阶段性的分界点。随着房地产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向总量基本平衡转变，加之整体宏观经济增速趋缓，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出现持续下滑。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9.5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10.5%，增速甚至比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还低5.6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是销售面积增速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回落，2014年我国商品房销售为12.1亿平方米，累计同比下降7.6%，企业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2014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8个，上涨的城市有2个，同比最高涨幅为2.1%，最低为下降10.3%。在没有特别的外部冲击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房地产市场自身发展阶段出现变化。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库存和去杠杆是市场机制对前一阶段产业过度扩张的修复，是对潜在风险的一种自动减压过程。
从土地购置面积、资金到位等先行指标分析，房地产投资缺乏短期内大幅回调的可能性。2014年土地购置面积3.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4%，土地购置面积作为重要的先行指标，将影响未来2－3年的投资规模，因此从这点上看，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仍然存在下行压力。另外，2014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12.2万亿元，同比下降0.1%，银行加大房地产风险的控制力度，特别是对三、四线城市的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更加谨慎，在房地产资金来源中，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同比下降2.6%。社会资本对房地产的预期发生变化，一些龙头企业纷纷提出要调整投资节奏和转变经营模式。但从总体看，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风险仍处于一种总体可控状态，无论从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规模、棚户区改造量，还是从银行贷款压力测试、首付比例、就业状况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等方面，我国房地产仍然具备实现软着陆，保持相对平稳运行的基础条件，而房地产市场运行达到新平衡的关键因素是顺利完成这一轮去库存周期。
建议下一阶段房地产政策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出台不当的刺激政策，要清楚认识到在目前房地产发展阶段中，过高的投资增速才是酝酿房地产风险甚至房地产泡沫的催化剂。宜继续重点支持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给予相应的首付和贷款利率优惠，尽快完善和重构政策性住房消费金融体系。降低交易环节的税收负担，开征持有环节的房产税，提高住房存量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加大对局部性房地产市场风险监控，做好相应预案。
2014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经济增长为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4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在高起点上实现了增长。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禽蛋产量、牛奶产量实现增长，农民收入增幅连续5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农业生产经营户的抽样调查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面统计，2014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2738.3千公顷，比2013年增长0.7%。其中谷物播种面积94622.8千公顷，比2013年增长0.9%。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385公斤／公顷（359公斤／亩），比2013年提高0.2%。其中谷物单位面积产量5889.4公斤／公顷（392.6公斤／亩），比2013年下降0.1%。全国粮食总产量60709.9万吨（12142亿斤），比2013年增长0.9%。其中谷物总产量55726.9万吨（11145.4亿斤），比2013年增长0.8%。全年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继续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及早预拨农业“四补贴”，及早发布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调动了多方面粮食生产积极性；二是种植结构调整，尤其是江淮、江汉一些地区减棉增麦，江汉等部分地区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三是各地继续推广应用优良品种，继续实施“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政策”，加大补助力度，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采取小麦“一喷三防”、水稻集中育秧、病虫防控等措施，促进了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四是气候条件相对较好，总体灾情轻于上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绝收面积比上年同期减少。
全国棉花总产量616.1万吨（123.2亿斤），比2013年减少2.2%。播种面积减少是棉花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2014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4219.1千公顷（6328.6万亩），比2013年减少2.9%，因播种面积减少减产18.3万吨（3.7亿斤）。分地区看，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地区新疆棉花播种面积扩大，比2013年增加235.1千公顷（352.6万亩），增加13.7%；其他地区由于预期收益下降，棉花播种面积普遍减少。
全年动物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猪牛羊禽肉产量8540万吨，比上年增长2.0%，其中猪肉产量5671万吨，增长3.2%。禽蛋产量2894万吨，比上年增长0.6%；牛奶产量3725万吨，增长5.5%。
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2%。农民工总数和收入都有所增加。全年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长2.8%，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增长1.3%。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2864元，比上年增长9.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2014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经济增长为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4年中国GDP达到63.6万元亿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7.4%。虽然增速连下台阶，但GDP增量却是呈上升趋势。而且若以“台阶论”来评价中国经济，那在看到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发展质量的上台阶，尤其在贸易投资方面。
首先，贸易结构在优化。一般贸易占整体的比重持续上升，2014年达到53.8%，而加工贸易仅为32.7%，且呈不断下滑趋势，这有利于扭转我国贸易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不利局面。同时，2014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6和3.9个百分点，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到近60%，其加工贸易额更是占到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80%以上，因此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占总体比重的下降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的贸易结构。
其次，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积极进展。2014年，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双边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值的20.2%，较2013年提高0.8%，且8.4%的增速也远高于整体2.3%的增速。未来新兴市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角色不容置疑，增加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额不仅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更有利于缓解自身在贸易转型期的阵痛。
尤为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涉外投资实现了均衡增长。201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虽然并没有如先前预期的那样超过吸收外资额，最终以160多亿美元的差距收尾，但从增长的趋势看，这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在吸收外资方面，服务业占比继2011年首超制造业后，在2014年更是达到了55.4%。这些高附加值服务业如信息通信、金融保险等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潜力。
更重要的是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实现了更具包容性的均衡增长，这将有利于中国在这个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相互交融的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利益。而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也在政策制定、法律规范、市场监督等方面作用明显，进一步推动着涉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一方面，中国构建法治社会的步伐在加快，目前正在积极酝酿的《外国投资法》，将着力推行“有限许可加全面报告”的外资准入管理制度，并更加重视事中事后监管，以此来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外商投资。
另一方面，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开了新的通道。通过这个切入点将不仅为中国的设备制造、金融、工程管理、运输、能源等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更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创造了条件。
要高度重视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现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重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1－4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2014年金融业增加值46954亿元，占2014年GDP的7.38%。如果初步核算数据与最终核实数据相差不大的话，根据来自OECD的数据，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高居榜首，既高于以金融业发达著称的美国和英国，它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3年和2012年分别为6.32%和7.27%；更是远远高于以制造业著称的日本和德国，它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为4.55%和3.59%。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并不表明中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高；相反，它意味着金融业规模过大，意味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失衡不仅体现在GDP数据上，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利润结构的严重失衡。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4年1－11月，金融业所得税7296亿元，为工业企业所得税的95.41%，比2011年增加39.25个百分点；为企业所得税的28.76%，比2011年增加4.78个百分点。金融业所得税与工业企业所得税之比，以及金融业所得税占企业所得税比重高且大幅度增加，与其说是金融业税收贡献的增加，不如说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利润格局的严重失衡；与其说是金融业盈利能力强，不如说是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另一个可以揭示类似现象的数据是上市银行利润比重。2014年上半年，16家A股上市银行净利润占全部A股两千多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比重为51.51%。
二是人才配置的严重失衡，最优秀的人才如潮涌般流向金融业。根据《清华大学201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13年签三方就业的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中，有17.5%的学生就职于金融业，其中，理科毕业生中就职金融业的比重为18.8%。根据《北京大学201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13年签三方就业的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中，就职于金融业的比重更是高达25.56%，远高于其他所有行业。而2013年全国就业结构中，金融业就业人数仅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2.97%。
新常态下，“经济稳步的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但是，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背景下，可以提供高收益和高收入的金融业，向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过度吸附了资本、优秀人才、企业家才能等创新要素，已对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构成了严重阻碍。
为此，要高度重视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现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重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应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积极稳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顺畅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商业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以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环境，以推动金融业利润率的平均化为突破口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
